刘世锦：中国还未山穷水尽，着眼点要从刺激转向结构性潜能

要有应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短期政策应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

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住，开始打扫战场。经济前所未有地几乎停摆了一个多月，三月份逐步恢复，一季度仍会一定幅度的负增长。原来估计，二季度恢复正常增长，三四季度加一把劲，有可能大部甚至全部补上一季度的增长缺口。但从近期情况看，美欧等国疫情进入加速上升阶段，政府应对由前期的宽松模式被迫转为某种严控模式，经济部分或几乎全部出现停摆。美欧二季度负增长已成定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问题只是多大程度。资本市场大幅下跌后，是否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还需要观察，但可能性明显上升。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经济会不会出大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在海外疫情应对模式下，即使回落，恐怕难以像中国这样短期内清零，会不会出现一个长的尾部。若如此，疫情将会延续到下半年，甚至跨年度，对经济的冲击就不是短期的。

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说疫情对经济的第一波冲击是一季度的阶段性停摆，第二波冲击将会是此后两三个季度的外贸大幅下滑，或许还有金融冲击。这样对大的增长格局需要重新评估。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稳住，保持一个适度的正增长，就是很大的胜利。

这次疫情引起的经济下滑与以往由于经济内部出问题导致的下滑明显不同，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

“恢复”就是把被疫情打断了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恢复起来。近期复工复产中的困难，有人说是需求问题，有人说是供给问题，其实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循环链条被打断了。“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这也是恢复经济秩序的一个部分。“避险”就是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

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重点是使受冲击最大的服务业转起来。对疫情已不是当初的未知状态，应能说“可防可控”了。重点放在防止外部输入上，即便出现个别病例，应完全有能力控制。要把防止把过度防控等同于政治正确的倾向。

货币政策应注重两个目标，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二是适度降低融资成本。近期央行已经采取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还有较大政策空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纾困，通过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对疫情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工作即无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方式。

以往遇到经济下滑，习惯的做法是政府拿钱搞基建，以提振需求，但这种传统刺激办法对上面提到的“恢复”“救助”针对性不强，而且通过增加负债搞基建项目，还会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风险，并非“避险”。

新基建前程远大，但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

近期热炒的“新基建”，与中央原有的提法相比，已大幅扩容。要防止把新基建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新基建的内容，有关媒体列了七项。城市轨道交通、特高压其实是搞了多年的老基建了。城市轨道交通，也就是通常说的地铁，改革开放前就有了。前几年有的地方轨道交通项目被国家叫停，原因是超出实际需求且负债过高；特高压优缺点都较明显，此前也有不小争议。把这两项算进去，确实勉强了。5G和充电桩很有前景，但要与服务对象的增长相适应。5G应用已经起步，但深度使用需要垂直领域应用场景的逐步拓展，这一点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有清醒认识，说得很到位。充电桩所服务的电动汽车面临着补贴退坡，当下正处在一个发展的瓶颈期。至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都属于信息产业或其中某个细分领域多少具有平台特性的部分，贴一个“基础设施”的标签未尝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称其为数字基建。

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确作为新基建主体的数字基建与“铁公机”类的老基建在技术属性、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的明显区别。

首先，数字基建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是公共产品，是企业经营的商品（或经济学所说的私人产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其次，相应地，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建设。企业投资就会有硬的预算约束，要讲究投资回报；

再次，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一条，新基建大都是成长中的新技术，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不确定性强，投资风险更大。一旦选择失误，大量投资就可能打了水漂，所以较多采取风险投资方式。政府最好不要直接插手，交给企业和市场选择才是明智之举。相比之下，老基建虽然也有低效率问题，但通常确定性强，比如从市区到机场，修一条高速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也就清楚了。新基建前程远大，真心要把新基建搞好，首先要给其营造一个正常的发展环境，主要是企业自主决策，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不添乱，多包容，重点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监管水平，提供有效信息服务，提升相关人力资本。

以数字基建为主的新基建，本质上属于新技术驱动的新产业，发展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不大适合作为短期刺激政策工具；要防止一哄而起，“运动式增长”，留下一堆无效投资和烂尾工程；也不需要受到某种产业政策的照顾，拿补贴、吃偏饭，搞出新的不公平竞争；少一些概念炒作，多一些专业深度研究，即使资本市场需要概念，也应遵守客观、专业、审慎原则，否则投资者是会受到伤害的。这方面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如能有所汲取，将有助于把新基建这件好事办好，在高质量时代有所进步。

着眼点、立足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结构性潜能

经济遇到困难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合理且管用的办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有一个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过去十年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到2019年为止，增速还在6%以上；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后，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这样的增速明显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前段时间讨论中国经济增速，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国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靠的刺激政策，那么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空前宽松的宏观政策至少也应该将其增速搞到6%以上。

我曾经用一个例子说明宏观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观经济如同一个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会出现波动，宏观政策可以使这种波动减小，但水深由2米变成1.5米或1米，或者反过来，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观政策是无能为力的，而要靠结构性潜能。

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转入中速增长期后，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发达经济体增长对宏观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赖，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已经很少了，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老了，换个新的，等等，靠边际更新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速相对高一些，一是有创新，大部分创新首先出现的美国；二是过去一些年有移民，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和低成本供给。如果中国某个时候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维持增长，应该是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期了。

所以，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平时都在讲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一遇到问题还是盯住刺激政策，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正因为如此，调整观察和解决问题思路是必要的。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刘世锦

来源：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