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专栏】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全球开放格局下的税收竞争力功能

关于减税降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研究院最近的报告的内容，这个报告已经发表在去年的财经杂志第18期和第19期，两期分别发表的，我今天把两个最主要的意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大家来讨论。

一个是对我们国家企业税制的竞争力的问题，因为一个企业之间我们跟国际上的这些跨国公司的企业，我们在市场上竞争，企业竞争有很多的内容和很多的方面，但是税制是企业竞争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经过一番对比，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现行的税制的竞争力在企业所拥有的税制竞争力低于美国、欧洲、日本，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减税，减税的力度非常大。比如说所得税降到了21%，这些数字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要强调一条是美国原来的税法规定，你在海外的利润获得的税收要交税但是交税时间是你把利润汇给美国才交，如果在海外不汇回美国，账上给你记着，但你可以不交，所以美国的跨国公司到一个群岛设立一个总部，海外的利润不汇回美国，所以账上欠美国政府多少税，应交多少税，但是按照法律可以不交，这笔钱很大，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就是政府给我的无息贷款，问题是税不交，税后的钱股东一分钱不能分，所以又想要政府的无息贷款，又想税后的钱又想用，这就是一个矛盾。特朗普的改革通过一个法案，凡是你过去得了利润汇回美国减税，减到什么水平呢？最多的减80%，我收你7%，最少的我收你14%，减60%。这样美国在海外的很多企业把利润汇回美国，我们掌握的数字税法是2018年实行的，2018年前三个季度左右，把税交了以后还有6000亿的税后利润，这些利润有4000亿公司用于回购美国公司的股票，所以美国的股市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涨到了三万点左右，因为他有这么多的钱回购公司的股票。另外2000亿投入研发，所以美国投入研发的资金占GDP的比重本来是2.8%几，他有20万亿的GDP，我们中国是14万亿的GDP，我们的研发投入占2.1%几，这次美国的2000亿投进去，相当于他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从2.8%几提高到3.8%几，接近4%，所以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力度是空前的大，所以我们中国在跟美国科技领域竞争，我们不光是跟美国一个国家竞争，我们也是跟美国为主体的整个发达国家的科技体系同时在竞争。比如说光刻机是荷兰的，我们现在也做不出来，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跟美国主导的一个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我们都在全面的竞争，所以像这个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提高了很多了，我们占GDP的2.1%几了，而且现在还在提高，但是对于我们高质量发展，什么叫做高质量？我们用了很多的术语，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我们经济的科技含量，而且要以高科技重资产企业为主导，带动我们整个经济的所谓高质量发展。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跟美国对比，我们跟欧洲对比，欧洲有增值税，我们最大的现在中国增值税还不够规范的政策，就是我们的留底税款制度，这个制度从1994年我们出台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按照规范增值税每个月结算，欧洲从来都是这样做的，我们1994年销项小于进项我们没有能力退税，1994年财政处于很危机的状态，所以我们制定一个中国叫做留底税款，这个税我不给你退，但是账上记着，等你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这个制度是企业的预缴税款，从政府来看是政府的一个隐性负债，这个制度我们施行了很多年，因为历史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搞这样一个制度。

从2016年因该增以后，2017年全国政协俞主席组织调研，认为当时营改增企业反映“获得感”不强，但是很多企业说我没有感觉到这么多的数字，没有感觉到减税，当时政协组织调研，让我也去参加，我们得出的结论一条减税降费政策基本落实，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系统或者一个区域都没给人落实，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企业，因为全国我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企业都调查一下，但基本上落实，大家反映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获得感不强呢？两个原因，一是营业税征收率低，增值税征收率高，因为我们增值税有发票系统，所以过去营业税收流失了税收医改增税就收上来了，企业意味着过去流失的税现在我交了，当然会对冲他的法定的减税，他觉得我获得感不强，这个是征管问题。我们发现第二个获得感不强的原因，就是留底税款的制度，因为营改增以后，我们的基建也改成增值税了，所以一个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他投资一个新项目的时候，他搞基建，买设备通通有留底税款，因为这种企业他的投产的时间就比较长，而且产能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够实现完全的产能，我们知道一个企业他们测算，从他们投资开始到建成就好几年，建成以后开始试生产，产能逐渐的兑现，从头到尾七八年，甚至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把留底税款给对冲掉，所以这个政策对于一般的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当时提出来把这个政策改掉，实行退税，后来俞正声主席批准了我们这个调研报告，送给国务院，国务院从2018年、2019年启动了留底税款的公布。从一般预算中间来解决的，因此数量不能大，数量大了以后预算平衡不了，而且只能解决一部分增量，存量的钱退不了，从1994年开始到2018年，那么大的量想解决，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这个方向定下来了，而且我们的报告特别强调我们高质量发展一定是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当龙头带动的，靠一般性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不了的，而且一个这样的企业他的供应商、配套商产业链是非常长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增值税政策里面对这种企业他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解决增量，还要解决存量。今年的两会国务院做了非常重要的决定，先进制造业从今年所有新增的留底税款按月退还，所以这个决定就把我们这个政策增量部分基本上解决了，除了一些小企业不算，先进制造业的留底增量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当然还有存量，存量上万亿，这也很多的，不可能用我们一般预算来解决，所以我们提出来存量的问题用正确发债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本来就是政府一个潜在的负债，政府发显性债，把这个钱全部退掉，政府承担其中的利息，我们计算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全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能够降低1.5到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企业来讲是了不得的一个支持力度，而且我们算了全国的数，如果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就不是一个点、两个点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这个建议，涉及到每年用新增的量，用一般预算的支出解决存量问题是不可能的，多年的积累不可能用每年的存量解决，所以我们把阴性的政府负债变成显性的政府负债，我们觉得这个政策对我们现在要高质量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当然还有别的，这次国务院还有一个决定，企业的研发投入税前抵扣比例，从175提到200，这又是鼓励企业研发的很重要的政策，但是我们了解国外的情况，发达国家税前扣除的比例有250的，有300的，发达国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鼓励创新这方面的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你这些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恰恰是美国人为首的要卡脖子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政策还是要进一步完善，用我们的政府的显性债替代隐性债，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建议。

这么多如果要解决的话，民生怎么办？民生需要的增长提高民生福利水平怎么办？民生水平最重要的是社保制度，我们现在社保制度去年年底决定所有省里面把省以下分别统筹的制度一律上升到省，由全省来统筹，今年要研究全国统筹的方案，社保制度应该是全国统筹，历史上我们做不到，当时搞了一个分省，有的地方分市，甚至分县，现在要启动社保制度改革，但是这个制度改革有一条你得降费，还得不停的提高社保的支出，今年说要提高4.5%的养老金，支出要提高，收入还要减肥，社保制度的缺口现在逐步的在扩大，我们看到的数据大概去年已经到了接近2万亿，从一般预算拿钱去划转给社保，当然包括中央和地方，我们觉得如果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你要想解决企业提高竞争力，要进一步的减税，社保还需要增加给社保的财政支出，你这个是矛盾的，我们提出来社保的问题用国民财富的存量来解决，提高企业税制竞争力用每年的国民财富增量来解决，但是社保要用国民财富存量来解决，存量是什么？国有资本，国务院已经决定划转10%的国有资本，而且过去也有社保基金理事会也是国有资本拨过去的，但到目前为止，国有资本仍然是社保制度的备用金，他并没有直接进入社保的收支，目前社保收支的平衡仍然是靠着一般预算的支出来解决。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社保体系，一方面要改成全国统筹，另外一方面要用国有资本的权益来替代一般预算支出给社保的支出，这样我们一般预算就有空间来解决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解决我们减费降税的需要，同时把国有资本的权益直接进入社保的收支体系，现在是备用体系，而且社保国有资本进入收支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每个人领社保，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收费解决，有一部分是由国有资本给你支付的，国有资本的增值我们所有的享受社保待遇的人，包括我们农民工里面交社保等等都从国有资本的权益中间分享了一部分，这个才是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以我们提出来一般预算国民财富的增量解决我们企业税制竞争力的问题，国民财富的存量，国有资本解决我们民生，特别是以社保为主的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问题，这两个结合调整我们财政的整个资源、财政存量和增量的布局，我觉得可以应对我们当前我们企业和我们居民民生所需要的财政资源。

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硕士，英国巴斯大学财政学硕士。主持金税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