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养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本文内容由郑永年教授在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碎片化管理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题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和扩充而成。从宏观的角度，社会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来分析养老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袁冉东博士的这本著作《中国养老保险财政可持续性研究：碎片化管理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Pension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Fragmented Administr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我个人在阅读之后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养老金是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一个重要领域，我这里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不仅从政策层面，还从学术研究上，讲一讲它为什么重要。

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社会政策是个近代的发展。近代以前没有社会政策，历史地看，社会政策始于欧洲国家。但在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前，欧洲也没有社会政策，一些社会服务主要是慈善，由教会来承担的。从今天的角度，教会只是社会组织。不过近代之前，在欧洲教会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并且教会是没有国界的。主权国家产生以后，社会政策就慢慢地开始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服务的主体从教会转移到了政府。

在欧洲为主体的西方社会里，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这里，我想讲一点，即社会政策实际上从近代以来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资本主义本身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非常暴力，扩散过程中也是非常暴力。我们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从英国狄更斯和法国雨果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资本主义的样子，他们都描述了当时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归结为一种剥削现象，资本主义使得社会贫富高度分化，陷入非人道的困境。在欧洲历史上，马克思也曾预言资本主义必然会解体。当然，预测资本主义会解体的并非只是马克思一人，之后很多经济学家也预测资本主义的解体，甚至包括熊彼特。但为什么资本主义能生存和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正是福利政策的出现，或者更广义的社会政策的出现，才挽救了资本主义。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得到，哪些国家福利制度比较健全一点，哪些国家的社会就比较稳定一点。现在人们讲资本主义，要看到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变种：像英美这样的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这类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化异常严重；像德国和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比较健全，社会比较公平一些，也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像德国把自己的模式称为social market（社会市场），甚至把自己的国家叫做social state，是“社会国家”，而不是说“资本国家”。

亚洲经济体在社会政策方面有自己的丰富经验。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日本之后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统计，在二战以来，在大概不到20个国家和地区里面，日本和“四小龙”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和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少数经济体，其它的是北欧和中东那些能源丰富的国家。

那么，和西方国家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什么不同现象？欧洲国家在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运动。因为早期原始资本主义的暴力剥削性质，工人阶级运动也是非常暴力和血腥的。也就是说，欧洲国家是通过社会运动获得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我们亚洲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暴力的过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是非常和平的，政治转型相对来说也是和平的。这种不同有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不同的就是：在欧洲国家，社会政策是因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兴起以后才去解决问题，而亚洲经济体是政府跟市场两条腿走路，政府比较主动地来建设社会政策。当然，亚洲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走社会政策的，但结果是一样的，即社会的发展是比较和平的。亚洲“四小龙”的早期增长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为“公平的增长”，就是因为其既实现了增长，也实现了社会公平。

欧洲转型与亚洲发展的不同路径，让我们看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从欧洲的角度来说，说到社会政策的时候，往往跟民主政治联系起来。但我认为社会政策的产生跟民主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的政策是德国俾斯麦专制政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当然，确实是民主运动产生以后，对社会政策的推动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我还记得以前新加坡李光耀先生说过，西方实行的“一人一票”民主，也就成为社会政策的auction（拍卖）。政客拍卖社会政策，谁出价高，谁当选。当然，这也就是说，民主也导致了一些欧洲社会今天的过度福利，就是人们所说的养懒人的社会。我们国家尽管刚刚开始发展社会政策，但是我们的社会政策已经有太多的教训可以吸取了。

 “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破坏”

我也一直在做一项以“保卫社会”为主题的研究项目。历史地看，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很值得骄傲的，我们从80年代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从以前80年代初不到300美金到去年12,000美金左右。但是在快速的发展里中国也有很多的教训。简单地说，我们很多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而取得的。比如说我们的公路和桥梁拆了又修、修了又拆，从数字看这是GDP，但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们对社会的破坏实际上已经有三波了。第一波，就是我们的医疗体制和医疗政策。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医疗体系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第二波，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为了应付危机，导致了教育的产业化。当时很多智库人士提出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预防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波，2007-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我们又开始了公共住房的产业化。所以，在新中国消灭了以前毛泽东所说的“三座大山”之后，现在人们又把医疗、教育和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当然，这也是现在年轻一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三个领域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它们是典型的社会领域。无论任何社会，如果这个三个领域都成为暴富领域，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三个领域的过度产业化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历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之后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我们可以感觉到骄傲，我们改革开放40来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150年甚至200年的路程，但这个过程也给我们带来沉痛的教训，那就是社会被破坏掉了。

如何构建中国的社会政策？

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认识。很多年以来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是经过大规模的扶贫，促成了8亿多人口的脱贫，脱离绝对贫困。今天我们也已经提出来“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显然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要通过提升内需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首先要求我们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但是，谁来消费呢？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这方面，我们不容乐观。尽管我们的中产数量有4亿人口，但是我们的中产从比例上来说只有30%。一个社会如果要变成消费社会，中产数量至少要像日本、亚洲“四小龙”那样，这些经济体从经济起飞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中产基本上能达到60%-70%。美国（西方）中产社会，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也有70%左右。我们到现在还只有30%，所以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中产阶层。

我们现在的中产阶层无法壮大，是因为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三块没有保障。30%的中产没有制度保障，而我们的穷人更没有制度保障。光看到北上广深这些富裕地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到广大的刚刚脱离贫困的社会群体。所以，我们还是任重道远。

从养老来谈社会建设很有意义。养老是社会保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跟日本、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些经济体都是“先富后老”，亚洲“四小龙”中人均GDP最低的中国台湾也有27,000美元了，但我们只有12,000美元，并且我们的老龄化提前到了。人家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这表明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任务。所以，我们把社会政策这个课题放到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的角度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认知基础之上，我们该如何来构建中国的社会政策呢？现在大家把经济发展跟社会稳定分开来，人们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忘记了社会稳定。其实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两边是不能分开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如果社会政策做不好，经济发展再快社会也会出问题。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在过去40年的“超级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因为贫富分化严重，所以社会也很不稳定，英国脱欧问题的性质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此祝贺袁冉东博士新书出版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研究，无论是对政策还是学术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来源：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