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围绕“新质生产力”和“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个话题展开一些讨论。

我们提出“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之后也有人质疑——当然，学术界提出一个新概念肯定会有很多人质疑。

于是，我就去看了一下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刚好看到前几天欧盟几个智库联合发表了一篇报告，谈的就是“欧洲如何逃避中等技术陷阱”，这是让我们非常鼓舞的。

我们也感到惊讶。在我们看来，欧洲已经跨越了中等技术陷阱，但是他们用“逃避”（Escape）这个词，表明欧洲人认为他们已经陷入了中等技术陷阱。

我粗看了一下报告，觉得比起美国来，欧洲确实现在处于“中等技术陷阱”。他们也感觉到，美国发展得太快，后面也有追兵，比如中国发展得很快，他们于是也有了危机感。

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技术水平还是要有信心。今天，我从“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出发来讲一讲，就是希望我们一方面要有点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有点憧憬。

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后，大家讨论得很多，这是好现象。但是，我所见到的每个人都对“新质生产力”有不同的解读——前几天一位资深记者打电话问我：社会上有那么多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说法，它到底是什么？如何从学术角度来阐述？

我的回答是：现在，“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

我认为，要把“新质生产力”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里看。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布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我一辈子都在研究现代化，可以说，这个目标是最全方位、最立体，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表明从今以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摆在了中国执政党的最高议事日程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先立后破”等一系列举措。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提出以后，社会上有各种解读，我看到最极端的有两个：第一种是说“掼蛋也是新质生产力”——有人长篇大论掼蛋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幸福感。这是一个极端；

第二种是说，一定要实现“颠覆性技术”才叫新质生产力。这也是一个极端。

这些说法说错也不错，说它对也不对。如果掼蛋也是新质生产力，那什么都是新质生产力。而“颠覆性技术”则是少而又少——如果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算，到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过去250多年恐怕只出现了三次颠覆性技术。如果要等到颠覆性技术的出现，那得猴年马月？

所以谈新质生产力，大家既不要太接地气，也不要太高大上。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无论是欧美的发展还是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实现了“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尤其是对于大的经济体来说，没有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个经济体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大部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提出“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也就是在思考，为什么有些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看，技术进步是最为关键的要素。

对于产业升级，我们要有正确、科学的理解。一般人对产业升级的理解是：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这就是产业升级，像亚洲“四小龙”就确实是这样。

但是别忘了，一直生产鞋帽，生产附加值也可以一直增加。我今天生产这件衣服卖50块钱，明天卖500块钱，后天卖5000块钱，这也是产业升级。同一个产业的升级非常重要，德国、欧洲国家就是这样——我们的一件衣服可能只卖50块钱，人家一件衣服可以卖5000块钱。

能增加单位产品附加值的经济活动，都可以把它称为新质生产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正成为核心驱动力。未来的现代化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离开了人工智能，这就不能叫现代化。

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讲话就强调，“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互联网这一关必须要过。”我想同样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过人工智能这一关。

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的“现代化”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反映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竞争。

首先，我们看一看国际层面的现代化竞争。

我们一般认为，美国与欧洲被视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典范，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变成美国欧洲那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美国和欧洲正主动踏入一个新的“再现代化”周期，尤其自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导致“去工业化”后，美国及英国引领的这一趋势，使得曾经先进的基础设施显得愈发陈旧。

我1990年赴美留学，当时美国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都很好，而当时中国还很落后；如今再去，“去工业化”后的美国什么都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落后。

拜登政府推动的“再工业化”战略，实质上就是一种“再现代化”。此外，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在争取实现现代化，世界进入了新一波的现代化竞争。

围绕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现在各个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我把他们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美国模式。美国是以发展为绝对导向的经济体，我将其形容为“原始资本主义2.0”，特点是资本完全坐大，政府监管缺失甚至没有监管。

美国虽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但在联邦层面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近乎空白，仅有的几项总统行政命令也面临挑战，甚至有声音呼吁为应对与中国竞争而废除这些监管尝试。这显示出美国完全的发展导向。

二、欧洲模式。欧洲倾向于规则引导。由于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对滞后，欧洲的发展模式是防守性的（defensive），是想把市场转化为规则。

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欧盟模式，但实际上欧盟繁复的合规框架和严格的规定反而限制了自身竞争力。大家去看，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竞争，都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欧洲公司没有份。

就像“工业4.0”概念虽然源自德国，但除了一小部分传统产业在进步之外，德国没有产生新产业。欧洲作为历史上的创新高地，当前却过度强调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议题，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什么叫先进的规则？

若规则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称其为先进的规则，所以我觉得欧盟模式不能学。

三、亚洲模式。研究新加坡与越南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做法，我将其称为“全面开放、有效管理”模式。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皆与西方世界保持同步，均可无障碍访问，但同时，它们实行了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

新加坡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仅高效有序，而且迄今为止并未引发重大负面事件。越南也效仿新加坡的做法，特别是在成为CPTPP成员国之后。

四、中国模式。相较之下，中国的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体现出明显的监管导向。与美国偏重于商用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推广相比，中国则更专注于监管机制的构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收集和监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若借用传统哲学中的“矛盾”概念来比喻，美国模式倾向于制造的“矛”，而中国模式则专注于生产“盾”。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的一个比喻也很形象，他说美国专注于研发汽车的“发动机”，中国则专注于生产汽车的“刹车”。

当然，刹车对于安全至关重要，但只有刹车也是不行的，没有发动机汽车是开不快的。因此，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模式是非常互补的。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版图中，中美两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如欧洲和日本，尚处于劣势且短期内难有显著改观。不过，我们中国如果还是只造刹车（强化监管）而不造发动机（技术创新），那未来也面临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放开监管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的“刹车”已经造得很好了，可以用更高性能的“发动机”。中国至少有能力采用类似于新加坡和越南的模式，实现“对外全面、有效管理”。

而中国现在的模式是“有限开放、无限管理”，这种过度的监管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算力、算法与数据。当算力、算法与丰富的数据相结合，便催生了诸如ChatGPT、Sora等广泛的应用，这些应用的潜力无穷，对生物医药等基础科学研究也有深远影响。

中国目前虽然因为芯片受限，在算力上略逊于美国，但在基础逻辑上没有问题；我们当前主要的困境是没有数据。虽然我们一提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仿佛拥有海量数据，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不开放，许多数据既无法出去，也无法回流，只能白白浪费。

我们的数据质量也很差，政府、企业及各省份间的数据整合程度低，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导致了数据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虽然成立了众多数据管理局和数据交易所，但这些机构更像是“数据仓库”而非交易平台，大量宝贵数据被闲置，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事实上，因为去工业化，美国是缺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的，反倒是我们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齐全，但我们的数据没有收集起来。因此，改变这一现状，促进数据的有效流通与整合是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国内各区域之间现代化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欧洲曾是“浮士德文明”的代表，而今天的美国自称代表了“新浮士德文明”，其两大核心区域，一是从硅谷延伸至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汇聚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二是涵盖波士顿至纽约的传统工业走廊。其中，硅谷至得克萨斯区域是核心。

那么，代表中国第四次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地带在哪里？

我近两年考察了西北地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我认为，中国的新文明地带分布于这几个地区：北京、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对比来看，北京在基础科研领域有坚实的基础，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但应用转化能力相对较弱，大量科技成果转向其他地区落地。长江三角洲也有其优势，但在生产能力上粤港澳大湾区更显突出。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新工业文明的策源地，但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广东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融入香港因素。我相信一旦将香港融入进来，大湾区的潜力可媲美美国硅谷至得克萨斯的科技走廊。

在基础科研上，粤港澳大湾区内有香港多间知名学府，加上诸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南方科技大学以及众多国家级实验室，基础科研实力不容小觑。技术成果转化方面，珠江三角洲的产能和产业链整合能力全球领先，拥有密集且高效的供应链网络。

金融服务是支撑基础科研与技术转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内地的薄弱之处，而香港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

当前，我们已经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讨论如何通过金融力量支撑产业发展。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欧的实体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的强力推动。

当今世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金融，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技术转化。

我觉得，风投是二战以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传统银行不可能做那么高风险的投资，政府也不可能拿纳税人的钱做高风险的事，风险投资汇聚了民间闲散资本，承担高风险，有效地促进了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如果能够实现融合发展，就完全有能力挑战美国从硅谷到得克萨斯的“新文明地带”。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内卷”式的竞争，就只会阻碍我们的发展。其中，金融合作就是促进区域一体化最有效的抓手。

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欧盟模式，由每个城市出资，共同建立一个类似“超级淡马锡”的基金，设立协调机制，根据各城市优势分配资源，这样就可以避免内耗，促进大湾区的企业向外发展，构建跨国企业网络。

眼下，在人才、技术、企业、金融等要素的认知上，我们已有共识，但如何系统整合这些要素，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化学反应”，构建一个高效的创新体系，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