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围绕“新质生产力”和“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这个话题展开一些讨论。
我们提出“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之后也有人质疑——当然,学术界提出一个新概念肯定会有很多人质疑。
于是,我就去看了一下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刚好看到前几天欧盟几个智库联合发表了一篇报告,谈的就是“欧洲如何逃避中等技术陷阱”,这是让我们非常鼓舞的。
我们也感到惊讶。在我们看来,欧洲已经跨越了中等技术陷阱,但是他们用“逃避”(Escape)这个词,表明欧洲人认为他们已经陷入了中等技术陷阱。
我粗看了一下报告,觉得比起美国来,欧洲确实现在处于“中等技术陷阱”。他们也感觉到,美国发展得太快,后面也有追兵,比如中国发展得很快,他们于是也有了危机感。
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技术水平还是要有信心。今天,我从“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出发来讲一讲,就是希望我们一方面要有点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有点憧憬。
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后,大家讨论得很多,这是好现象。但是,我所见到的每个人都对“新质生产力”有不同的解读——前几天一位资深记者打电话问我:社会上有那么多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说法,它到底是什么?如何从学术角度来阐述?
我的回答是:现在,“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
我认为,要把“新质生产力”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里看。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布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我一辈子都在研究现代化,可以说,这个目标是最全方位、最立体,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表明从今以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摆在了中国执政党的最高议事日程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先立后破”等一系列举措。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提出以后,社会上有各种解读,我看到最极端的有两个:第一种是说“掼蛋也是新质生产力”——有人长篇大论掼蛋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幸福感。这是一个极端;
第二种是说,一定要实现“颠覆性技术”才叫新质生产力。这也是一个极端。
这些说法说错也不错,说它对也不对。如果掼蛋也是新质生产力,那什么都是新质生产力。而“颠覆性技术”则是少而又少——如果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算,到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过去250多年恐怕只出现了三次颠覆性技术。如果要等到颠覆性技术的出现,那得猴年马月?
所以谈新质生产力,大家既不要太接地气,也不要太高大上。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无论是欧美的发展还是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实现了“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尤其是对于大的经济体来说,没有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个经济体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大部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提出“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也就是在思考,为什么有些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看,技术进步是最为关键的要素。
对于产业升级,我们要有正确、科学的理解。一般人对产业升级的理解是: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这就是产业升级,像亚洲“四小龙”就确实是这样。
但是别忘了,一直生产鞋帽,生产附加值也可以一直增加。我今天生产这件衣服卖50块钱,明天卖500块钱,后天卖5000块钱,这也是产业升级。同一个产业的升级非常重要,德国、欧洲国家就是这样——我们的一件衣服可能只卖50块钱,人家一件衣服可以卖5000块钱。
能增加单位产品附加值的经济活动,都可以把它称为新质生产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正成为核心驱动力。未来的现代化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离开了人工智能,这就不能叫现代化。
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讲话就强调,“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互联网这一关必须要过。”我想同样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过人工智能这一关。
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的“现代化”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反映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竞争。
首先,我们看一看国际层面的现代化竞争。
我们一般认为,美国与欧洲被视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典范,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变成美国欧洲那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美国和欧洲正主动踏入一个新的“再现代化”周期,尤其自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导致“去工业化”后,美国及英国引领的这一趋势,使得曾经先进的基础设施显得愈发陈旧。
我1990年赴美留学,当时美国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都很好,而当时中国还很落后;如今再去,“去工业化”后的美国什么都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落后。
拜登政府推动的“再工业化”战略,实质上就是一种“再现代化”。此外,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在争取实现现代化,世界进入了新一波的现代化竞争。
围绕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现在各个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我把他们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美国模式。美国是以发展为绝对导向的经济体,我将其形容为“原始资本主义2.0”,特点是资本完全坐大,政府监管缺失甚至没有监管。
美国虽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但在联邦层面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近乎空白,仅有的几项总统行政命令也面临挑战,甚至有声音呼吁为应对与中国竞争而废除这些监管尝试。这显示出美国完全的发展导向。
二、欧洲模式。欧洲倾向于规则引导。由于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对滞后,欧洲的发展模式是防守性的(defensive),是想把市场转化为规则。
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欧盟模式,但实际上欧盟繁复的合规框架和严格的规定反而限制了自身竞争力。大家去看,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竞争,都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欧洲公司没有份。
就像“工业4.0”概念虽然源自德国,但除了一小部分传统产业在进步之外,德国没有产生新产业。欧洲作为历史上的创新高地,当前却过度强调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议题,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什么叫先进的规则?
若规则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称其为先进的规则,所以我觉得欧盟模式不能学。
三、亚洲模式。研究新加坡与越南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做法,我将其称为“全面开放、有效管理”模式。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皆与西方世界保持同步,均可无障碍访问,但同时,它们实行了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
新加坡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仅高效有序,而且迄今为止并未引发重大负面事件。越南也效仿新加坡的做法,特别是在成为CPTPP成员国之后。
四、中国模式。相较之下,中国的模式在人工智能领域体现出明显的监管导向。与美国偏重于商用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推广相比,中国则更专注于监管机制的构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收集和监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若借用传统哲学中的“矛盾”概念来比喻,美国模式倾向于制造的“矛”,而中国模式则专注于生产“盾”。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的一个比喻也很形象,他说美国专注于研发汽车的“发动机”,中国则专注于生产汽车的“刹车”。
当然,刹车对于安全至关重要,但只有刹车也是不行的,没有发动机汽车是开不快的。因此,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模式是非常互补的。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版图中,中美两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如欧洲和日本,尚处于劣势且短期内难有显著改观。不过,我们中国如果还是只造刹车(强化监管)而不造发动机(技术创新),那未来也面临麻烦。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放开监管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的“刹车”已经造得很好了,可以用更高性能的“发动机”。中国至少有能力采用类似于新加坡和越南的模式,实现“对外全面、有效管理”。
而中国现在的模式是“有限开放、无限管理”,这种过度的监管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算力、算法与数据。当算力、算法与丰富的数据相结合,便催生了诸如ChatGPT、Sora等广泛的应用,这些应用的潜力无穷,对生物医药等基础科学研究也有深远影响。
中国目前虽然因为芯片受限,在算力上略逊于美国,但在基础逻辑上没有问题;我们当前主要的困境是没有数据。虽然我们一提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仿佛拥有海量数据,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不开放,许多数据既无法出去,也无法回流,只能白白浪费。
我们的数据质量也很差,政府、企业及各省份间的数据整合程度低,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导致了数据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虽然成立了众多数据管理局和数据交易所,但这些机构更像是“数据仓库”而非交易平台,大量宝贵数据被闲置,未能得到有效应用。
事实上,因为去工业化,美国是缺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的,反倒是我们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齐全,但我们的数据没有收集起来。因此,改变这一现状,促进数据的有效流通与整合是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国内各区域之间现代化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欧洲曾是“浮士德文明”的代表,而今天的美国自称代表了“新浮士德文明”,其两大核心区域,一是从硅谷延伸至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汇聚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二是涵盖波士顿至纽约的传统工业走廊。其中,硅谷至得克萨斯区域是核心。
那么,代表中国第四次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地带在哪里?
我近两年考察了西北地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我认为,中国的新文明地带分布于这几个地区:北京、长江三角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对比来看,北京在基础科研领域有坚实的基础,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但应用转化能力相对较弱,大量科技成果转向其他地区落地。长江三角洲也有其优势,但在生产能力上粤港澳大湾区更显突出。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新工业文明的策源地,但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广东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融入香港因素。我相信一旦将香港融入进来,大湾区的潜力可媲美美国硅谷至得克萨斯的科技走廊。
在基础科研上,粤港澳大湾区内有香港多间知名学府,加上诸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南方科技大学以及众多国家级实验室,基础科研实力不容小觑。技术成果转化方面,珠江三角洲的产能和产业链整合能力全球领先,拥有密集且高效的供应链网络。
金融服务是支撑基础科研与技术转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内地的薄弱之处,而香港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
当前,我们已经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讨论如何通过金融力量支撑产业发展。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欧的实体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的强力推动。
当今世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金融,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技术转化。
我觉得,风投是二战以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传统银行不可能做那么高风险的投资,政府也不可能拿纳税人的钱做高风险的事,风险投资汇聚了民间闲散资本,承担高风险,有效地促进了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如果能够实现融合发展,就完全有能力挑战美国从硅谷到得克萨斯的“新文明地带”。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内卷”式的竞争,就只会阻碍我们的发展。其中,金融合作就是促进区域一体化最有效的抓手。
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欧盟模式,由每个城市出资,共同建立一个类似“超级淡马锡”的基金,设立协调机制,根据各城市优势分配资源,这样就可以避免内耗,促进大湾区的企业向外发展,构建跨国企业网络。
眼下,在人才、技术、企业、金融等要素的认知上,我们已有共识,但如何系统整合这些要素,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化学反应”,构建一个高效的创新体系,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