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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中国出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近期,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第18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以“新格局下中国开放的新特征、新趋势”为题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

以下为黄奇帆演讲内容: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

2010年,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为26%、27%,而到了2015年,已降至15%,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

到2023年,关税进一步降低,大约降至6%左右。

预计在2024年和2025年,进口关税将降至5%以下。发达国家的平均进口关税大约为5%,中国也将降至这一水平。

降低进口关税旨在鼓励国际市场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让中国消费者享受到世界各地优秀产品的成果。

在投资政策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主要集中于引进外资。

当前的投资政策,既鼓励外资进入中国,也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从2017年到2022年的五年间,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超过1100亿美元,累计投资额接近6000亿美元。

同时,这五年内,中国平均每年引进的外资约为1600亿美元,总计引进外资达到8000亿美元。

总的来说,有进有出。

相比之下,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多年里,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未超过5000亿美元,而现在五年的时间内就超过了这一数额。

这一变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与世界发展融合的战略方针紧密相关。

在内循环中国大市场的吸引下,加上中国更高水平、更高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推动下,中国这十来年,对外开放的经济趋势是令人兴奋的。其成果和效果远超过去几十年。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在全世界的出口结构。

第二,是这个国家制造业制造产品的方式对全世界的影响。

第三,国家的开放度也体现在,是不是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投资。

这个资本投资不仅是炒外汇、炒股票的汇率上的这种热钱的投资,更重要是体现在FDI——外商工商企业的直接投资。

因为工商企业投资会带来资本、技术、产业链、装备和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一个国家的开放度的经济成果,最重要的就看这三件事。

最近十年,中国的出口产品发生了基础性、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

2010年,中国的进出口是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约1.5万亿美元,在当时有70%以上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服装、箱包、玩具和轻工产品。其中,有20%多是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

而到了202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6.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为3.3万亿美元。不仅在出口量上比2010年增加了一倍多,更关键的是结构。在这3.3万亿美元中,90%的产品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也就是近3万亿美元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从70%多降至10%。

如果从轻纺来说,你会觉得中国的轻纺萧条了。但仔细想想,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就是六七十年代欧洲把它甩给了日本、韩国吗?不就是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又把它甩给了中国吗?

那么现在,中国把这一块甩给了东南亚、印度。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比10年前要上升一倍以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是很正常的。

同时,东南亚的许多外资企业,都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转移过去的。中国政府对此从来不阻拦,因为这是亚洲一体化的自然结果。这些企业在东南亚组装的产品,其原材料和关键部件可能来自中国。因此,2019年,东南亚十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6500亿美元,而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已超过1万亿美元,就这么几年,增长了50%,这是好事情啊!

中国的出口产品,比如造船,在30多年前,世界造船业的50%由日本承担;10年前,50%是韩国造的;而现在,中国的造船业占据了世界造船业的50%。

所以,以前我们说的,用10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进口,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转变为,中国一大堆装备、电子类产品出去,换回我们需要的粮食、猪肉,或者是地下的矿物质,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

总之,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是趋势性、结构性的,并且是非常好的变化。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进步,是40年来中国开放当中最令人瞩目的成果。

国际贸易,在生产方式方面,201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但其中40%-50%是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的特点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然后在国内进行组装出口。举个例子,在价值10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中,其中高达800亿美元的价值来自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经过加工组装再卖往国外。

这个进出口贸易单子有1800亿美元,但实际计入GDP的产值只有一百几十亿美元。因为加工的过程中还包含了水电气的消耗以及其他侧根抵扣,而企业的利润、职工的收入以及国家税收等合计,仅占据出口贸易额的百分之十几。因此,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只长个头不长肉”(贸易额高而实际增加值相对较低)。只有在缺乏其他更优质的经济活动且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适当发展加工贸易是可以考虑的。

但一旦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加工贸易模式确实应该逐渐转移给其他国家。目前,东南亚地区占据超过50%多的加工贸易份额,它们也是两头在外,一端从中国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加工完成则出口到欧美市场。

在2010年前,中国制成品中50%是加工贸易,30%多是一般贸易。一般贸易就是相当于,国内自己的产业链做出来,然后出口;还有10%左右是农产品、原材料、初级产品,这些不需要制造的商品。现在,中国6万多亿美元进出口的产品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已从50%降至20%以内。一般制造,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制造的东西占到了70%;还剩下10%是农产品或者地下挖出来的原材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加工方式,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在这十年来扩链、强链、补链的成果,使得我们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最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性特征。

另外,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是外资的引进情况。

大家总会感觉,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特朗普推行贸易战和撤资政策,以及拜登政府的拉帮结派、地缘政治操作和逆全球化倾向,中国的外资似乎应该减少了。

然而这种基于直觉的感觉并不一定准确,我们必须理性地利用国际贸易中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

在引进外资方面,80年代这10年,中国每年引进外资大体上在400多亿美元、不到500亿美元;90年代这10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在800亿至900亿美元;到了新世纪初的10年,也就是2000年-2010年,中国引进外资大概在1200亿美元。

大家会认为,这10年(2012年-2022年)引进的外资似乎比过去要少,但实际上,这十年间我们每年引进对的外资在都在1400多亿美元,比上一个十年(2002年-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了20%。

另外,有些人会提到,是不是前五年引进的外资比较高,而最近的五年相对低,因为最近五年不仅经历了贸易战,在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但实际上,最近五年中国引进外资平均每年是1600亿美元,而之前的几年,也就是2010年-2016年期间,平均引进的外资大体上是1300亿美元左右。

这说明,即便是在这十年,面对美国人搞逆全球化、打贸易战的背景,做生意的人仍然在商言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一趋势是不会变的。

比如,美国特斯拉公司这几年在上海首先投资了50亿美元,随后又追加第二期50亿美元,总计达到100亿美元。

再比如,苹果公司在中国投资了100多亿美元,形成了每年生产1.7亿部手机的规模,这样的模式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特朗普曾在2017年质疑,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为什么不在美国、巴西或者墨西哥呢?

库克很冷静地回应了特朗普,他表示:“20年前,我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苹果工厂,既生产电脑又生产手机,但并未盈利。而在中国,我们每年销售1.7亿台手机,收入达到1700亿美元。由于中国的制造成本低,我们能够实现40%的毛利率,即600多亿美元。其中,中国的企业拿走了100多亿美元,而我们每年能从中国带回500亿美元。你是要一个总部在美国、生产基地在美国,但无法盈利的苹果,还是要一个总部在美国,生产基地在中国,每年能带回500亿美元的苹果呢?

特朗普做房地产商并不了解这些,他询问库克为什么会这样,库克解释说,第一,中国现在庞大的内需市场是吸引世界投资中国的关键因素;第二,大市场会使得制造业企业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单位物流成本下降、单位科研开发成本减少、单位的采购成本降低,同时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制造成本较低。

过去十多年,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人口红利中,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逐渐减弱,但在大规模效应的带动下,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制造成本仍呈现出多方面的降低。这使得现在中国形成了重要的产地销模式。

所谓产地销,即外国人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往全世界,而非仅限于中国市场。

为什么选择在中国生产?因为中国制造成本低。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产销地和销地产的综合效应使中国对全世界资本(FDI)投资的效应日益增强。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出现的效应,这些效应让全世界的投资者、企业家,甚至包括对我们不友好的政客,都感受到其影响。

友好的人更愿意与中国合作,不友好的人则更努力地想办法打压中国。

但无论如何,这是经济规律,世界最终是要服从经济规律的。

来源:中制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