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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

6月25日,“2024夏季达沃斯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在大连举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出席并演讲。

全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中,都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挑战”,而中国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还有优势。

一是所有行业都可以通过能源转型、数字化,再重新做一遍。

二是数字经济、碳中和,这背后都是海量的投资。

新质生产力蕴含的逻辑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联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出一条和欧美国家迄今为止不一样的路。

货币政策一直侧重大企业,强调生产端,在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短期真正稳住经济,实现5%的增长,可能需要财政政策的发力。具体有两个方向。

一是中央政府的国债发行空间较大。

二是财政政策可以向需求端、消费端倾斜,比如给中低收入群体做大面积、大体量的转移支付,增加消费能力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略有删节:

刘俏: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理解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第三,政策层面上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政策层面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最近去了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基本上感受到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我们发现,全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时间中,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挑战”。

我们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作为指标可以发现,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研发,最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投入,也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最近二十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0.5%左右,疫情期间甚至下滑得更厉害一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只有1.5%-2%。

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基本上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都不足。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工业化时代大规模生产的规模效应,对成本的节省、对技术的应用场景会带来很多有利的空间,而一旦工业化完成之后,服务业占比会提高,但服务业领域基本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因此,再想提高生产率就变得比较困难一些。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解释。

中国在2010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因为在那一年,中国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了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和产值最大的国家。2010年到2019年的十年时间,我们测算了一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从过往的4%一直下降到现在可能只有1.8%,也有学者在不同的口径、不同的计算方法下说只有3%的水平。

一般来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40%的经济增长,甚至更高一些到50%都有可能。如果增速降到只有1.3%,这就意味着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从这个角度上讲,学者或者是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说“中国到顶了”,终于完成了工业化,终于步入到美国的发展轨道上。美国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到1%,你们现在也终于感觉到这1%是什么滋味。

这是很常见的观点,但中国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很多。

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还有相当的增长比例,现在是GDP的27%,相当于是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左右,而美国的制造业只有GDP的11%。奥巴马时代,他提出美国再工业化的口号,希望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因为他知道美国要提升增长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需要非常庞大的生产场景,需要工业化来支撑生产率的增长。美国折腾了十几年时间,特朗普时代结束的时候,制造业占到GDP的比重从12%进一步下降到11%。而中国现在还有27%的比例,未来还有一定的空间保持这样的增长。

为什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还有优势呢?除了制造业的比重还比较高,还能带来一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之外,现在我们讲中国再工业化的故事,有两个不同的内涵:

一、所有行业都可以通过能源转型、数字化,再重新做一遍。

二、数字经济、碳中和,这背后都是海量的投资。

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说中国要到2060年完成碳中和,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到零的话,大致的投资规模应该在300万亿人民币以上。折合到现在大概也就不到40年时间,每一年平均投入将近10万亿人民币的体量。

现在的房地产投资从16万亿、18万亿下降到现在的可能只有10万亿,下降的这部分完全可以通过新兴产业的投资填上。

从这些角度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相对而言是比较完整。

再讲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讲“新基建”。中国为什么在基建层面会有很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市场”。

比较重要的领域往往资本回报不高,像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如果是私营资本去投,其实收益率不高。我们算过,资本收益率只有2%左右,任何一个私营资本很难去做。

但基础设施的投资,社会回报很高,没有人能够否认高速铁路的出现,带动了非常长的产业链,让产业链上下游很多企业、很多行业得到巨大的成长机会,这背后的社会回报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特别契合国营资本或者政府主导的投资介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好的拉动效果,主要在于私营资本跟国有资本,或者说政府跟市场之间各得其所,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擅长的领域,最后形成一个强大的投资强度,形成强大的投资率,拉动中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未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相较于美国而言,到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到2%以上,推动我们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保持5%的增长?我自己感觉,答案可能是比较乐观。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还要向装备制造业做转型,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所有的行业通过数字化、能源转型都可以再做一次,我把它叫再工业化,这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最后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三,在基建层面上,伴随着数字化、新能源,再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新基建”,包括5G、6G,未来算力等,这些投入又是一个海量数字,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

第四,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下,通过高水平的开放,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海量提升空间,这本身会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这些合在一起之后,基本上可能就揭示一个不同的底层逻辑。如果你相信中国跟美国一样,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只有不到1%的增长率的话,“中国到顶论”,大家可以接受它。

但如果认为中国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因为上述诸多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还可能有不一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2%左右的增速,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不一样的,跟中国到顶论、中国封顶论相比较,我们应该说是不一样的前景。

很多人提到新质生产力。在全世界都面临生产率不足的挑战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方略,那就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通过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联动,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出一条跟欧美国家迄今为止不一样的路。

我们认为在理论上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应对全球增长不足的战略。

新质生产力对企业意味着什么?是所谓向“新”之路,就是围绕着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行业、领域进行拓展。

这里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涉及到跟能源转型相关的、跟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跟未来产业,像量子计算、AI大数据相关的一些行业,这些方面在未来会形成新的动能,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第二条路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一些机会。我们经常看不上农业和服务业,认为他们不是新质生产力,但事实上,农业、服务业领域的生产率非常非常低,换句话讲,这里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对我们企业家而言,找到这些空间,新的模式也好,新的赛道也好,甚至新的一些业态包括新的产业,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

以农业为例子,现在农业的GDP只有整个GDP的7.4%,但是农业还依然占用了25%左右的就业人口,对比金融行业,金融行业贡献了8.2%的GDP,从业人员只有800万人,相当于1%的就业人口。这两个行业一比较,农业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人们通过土地流转制度,通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让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彻底市民化,通过这种方式,把农业集约化生产的潜能释放出来,大量资本涌入到农村、农民和农业,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听起来这像是一个财富分配的故事,但背后其实是一个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故事,因为它对应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像物流行业,这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现在物流成本占到14%的GDP。我们有时会讲GDP的贡献率越高,表现这个行业越发达,但是换句话说讲物流成本越高,说明生产性的这样一些领域,有很大的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这里面有没有新的赛道、未来的一些创业的机会,能够把成本降下来?

金融行业现在普遍面临着一个问题,GDP的贡献很大,金融增加值的GDP占比是8%,超过美国的7.4%,超过德国的4%,超过日本的3.9%,但我们的金融发达吗?金融服务质量高不高?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金融领域给中国居民提供的财产性收入不到GDP的4%,这个数字在美国是16%。换句话讲,如果我们金融服务提高效率,能够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话,我们能达到美国的标准,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增加GDP的12个百分点,从目前的44%能提高到56%,我们的需求端、消费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思考这些问题,向“新”而行或者先立后破,我们的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领域、新赛道、新行业。

最后,投资需要钱,经济增长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资金的支持。

从货币政策上讲,我自己感觉,力度不可为不大,但货币政策一直侧重的还是大企业,强调的是生产端,而在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认为短期真正能把经济稳住,今年实现5%的增长,而且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产业布局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可能需要财政政策要发力。

财政政策要发力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政策制定者去讨论。

第一,中央政府的国债发行空间还是有的。中国国债只占GDP的20%左右,大概25万亿的体量,而美国联邦政府国债相当于GDP的120%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中央政府的信用应该比美国还好,美国国债都是信用债,我们是公有制国家,中央政府有很多资产可以做担保、抵押。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空间是有的。

此外,财政政策具备很多优势,它有直达性,可以省掉很多中间的环节,在价格信号不是特别有效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直达性,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第二,今年提出增发一万亿特别国债,但还是太侧重生产端和供给端,我们的财政政策可以向最终的需求端、消费端做一些倾斜。比如可以给中低收入群体做一些大面积、大体量的转移支付,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在研发层面上,可以通过特别国债的投入,把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到1万亿人民币,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中小微企业跟服务端、跟最终消费端距离最近,如果消费起不来,解决6亿就业人口的小微经营者的经营状况得不到改善,他的信心就得不到恢复,对这个群体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包括减税,甚至包括一些转移支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这些思路本身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来源,因为这是发展方式的创新。

我们习惯从新产业的崛起去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事实上,因为分配方式制度的扭曲,我们的很多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被压抑、被抑制住的,通过财政政策可以化解一些制度扭曲。

中国的发展方式从供给端的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更为均衡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的转型的成功意义很大,这对企业家而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游戏的开始。

向“新”而行需要“先立后破”,而“立”就是把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把消费、把需求立起来,这是短期财政政策或者整个宏观政策需要做调整的地方。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找到未来需要去努力的方向。最后,希望政策层面上能够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和回应。

来源:睿见Economy